南岳衡山山脉，湘江涟水流域，积淀了博大深厚的湖湘文化，孕育了一代代名士精英。湖南省湘乡县是个钟灵毓秀的古老县城，县城南边30里处有一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山冲——萧家冲。我的伯父萧三于1896年10月10日诞生在这里的一个书香世家。伯父派名克森，字子暲，因排行第三，故名萧三。我父亲派名克烋，号子风，排行老五，又名萧五。
    伯父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早在湘乡东山学堂和长沙第一师范，伯父就与毛泽东是同窗好友，后来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道投身革命，并肩战斗。伯父与毛泽东早年结下的真挚友谊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人亲密无间，无所不谈。
    伯父萧三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在伯父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世界风云变幻，国内时局动荡不安。辛亥革命、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孙中山、黄兴．．．．．．，对他影响很大，使他深受鼓舞。伯父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佩服那些英雄豪杰。1918年4月，在长沙第一师范，伯父与毛泽东、李维汉、萧子昇（萧三之兄）等进步青年组建了新民学会。在北京的留法预备班学习时，伯父萧三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通过杨开慧之父杨怀中结识了李大钊、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4日，伯父在北京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道，在天安门前游行集会，到街头宣讲爱国的道理，声讨反动政府的罪行。1920年4月，伯父同毛泽东在上海怀着仰慕和崇敬的心情两次拜会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伯父于1920年5月同百余名青年（其中有60余名湖南青年及新民学会会员）从上海吴淞口登上阿尔芒勃西号邮轮，颠簸万里，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和在沪新民学会会员到码头送行。1922年，在法国，伯父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织了“少年中国共产党”，并经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伯父由苏联回国参加第一次大革命，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并代理团中央书记，他还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1926年3月18日，伯父萧三同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人组织了反帝侵略的学生大游行。当时正在北京国立艺专求学的我的父亲萧子风（萧三的五弟）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的队伍。爱国学生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以后，伯父致力于革命文艺创作工作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作为驰名中外的革命文艺战士和国际文化活动家，伯父萧三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他最早用外文创作文学作品，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宣传鲁迅先生。
    1923年，伯父最早把《国际歌》由法文翻译成中文，传到中国。而今，雄壮激昂的《国际歌》歌声已经响彻祖国四面八方。《革命烈士诗抄》是伯父耗费大量心血和时间收集整理编辑而成，如今，革命烈士用血与火铸炼而成的诗句脍炙人口，被一代代人吟诵传唱。伯父撰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并被翻译成多种文本在国外广为流传。他用俄文创作的诗歌被选编进了苏联的中、小学课本，“埃米·萧”的笔名当年在苏联几乎家喻户晓。在延安时，伯父就翻译了有广泛影响的剧本《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前线》、《光荣》，还翻译了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一些名篇。他主编过《大众文艺》、《中国报导》、《新诗歌》等刊物。他自己的诗集有《和平之路》、《友谊之歌》、《萧三诗选》等。
    伯父萧三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精通法语、俄语、德语、英语等语言，他学识渊博，经历丰富，交游甚广，这为他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特殊的便利条件。
    20年代，伯父萧三与王若飞、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任教于“东大”，被任弼时尊称为“萧老师”。1924年1月，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伯父萧三和任弼时作为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为列宁守灵。伯父还以“左联代表”的身份长驻莫斯科，参加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工作。
    30年代，伯父萧三由苏联作家法捷耶夫介绍，加入苏联共产党，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他同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越南革命家胡志明、保加利亚革命家季米特洛夫、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智利诗人聂鲁达、巴西作家亚马多、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思等数以百计的国外著名进步人士有着密切交往。伯父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运动，足迹遍布全球。
    新中国成立后，伯父萧三担任中央文化部对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苏友协副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出席历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出席两届亚非作家会议。
    1939年4月，伯父萧三越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毛泽东、王若飞、李富春、陈云等人欢迎。伯父和毛泽东老友重逢，共叙旧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留下了他俩并肩漫步的足迹和身影。在延安，伯父曾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委员、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等，他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1934年夏，伯父萧三在苏联黑海之滨邂逅了年轻美丽的德国姑娘埃娃（EVA），两人一见钟情，成就了一段跨国的世纪婚恋。伯母埃娃后来加入了苏联籍，随伯父到中国后加入了中国籍，改名叶华。伯父伯母二人相亲相爱、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一时传为佳话。伯母叶华先后在莫斯科、延安和北京生下三个儿子：萧立昂、萧维佳和萧和平。
伯父萧三一生淡泊名利，从不谋求高官厚禄，他富有人格魅力，重情重义、正直善良、和蔼可亲、豁达乐观、荣辱不惊。尽管工作紧张忙碌、社会活动频繁、各种事务缠身，他仍念念不忘兄弟姊妹手足之情。几十年来，无论是早年飘洋过海，还是战火纷飞的年代，直至建国后的和平时期，他同弟弟萧子风（我的父亲，生前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妹妹萧崑（我的姑母，生前为中央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鸿雁书信从未间断。对在湖南老家的两个老姐姐（我的大姑母和二姑母），伯父总是慷慨资助。
    1956年冬，伯父从印度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后，先取道昆明看望弟媳杨天棻（我的妈妈，时在云南大学工作）、侄女萧琪芬、萧瑞芬（我的姐姐、妹妹），又到重庆与我父亲团聚。那时我才10岁，上小学四年级。记得伯父下榻北温泉公园内的数帆楼，每晚与我父亲在火炉边促膝畅谈直至深夜。白天，在公园里，伯父牵着我的手，游大雄宝殿，观飞泉瀑布，从乳花洞钻进钻出。在数帆楼的走廊上，我依偎在伯父身旁，数着嘉陵江江面上的点点白帆，心中无比温暖。伯父慈祥亲切的音容笑貌，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上中学后，每学期都要给伯父写信汇报学习成绩，每次伯父都会亲笔回信。逢年过节，伯父总会从北京给我们在重庆的三姊妹寄来精美的贺卡，上面总是写着亲切鼓励的话语。每当伯父有新的作品问世，都会给我们寄来，翻开扉页，就会看到伯父苍劲的题字。
    1966年8月，文革初期，我作为四川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随串联队伍赴京。在北京东单伯父的家里受到了他们一家热情亲切的接待。他们把小儿子萧和平的卧室腾出让我住宿，我吃不惯西餐（伯父一家保持着在苏联时期吃西餐的习惯），他们就嘱咐保姆专门为我烹制中餐。伯父不断对我嘘寒问暖，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伯父向我了解四川文革的形势，关切地询问我的父母在文革中的境遇。那时，我已从伯父的眼神和语气中感觉到了他对时局的忧虑。1967年5月，四川地区派系之间武斗甚烈，伯父闻讯后写信关心我的安全，令我十分感动。
    伯父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交流，与外国友好人士交往甚密。伯母是日尔曼血统，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到各地拍摄了大量反映新中国巨变的作品，常赴国外举办影展。文化革命中他们受到诬陷迫害，1967年6月，伯父伯母被冠以莫须有的“国际特务”的罪名，双双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二人被分别关押，竟然互不知情。伯父不失一位老革命家的气节，在狱中同“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不屈的斗争。伯父在狱中备受折磨，突患肺炎、生命垂危。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全力抢救。并派专人把贵重急救药品送到伯父身边。伯父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死神，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出狱后，伯父伯母仍受到监督看管和“群众专政”，没有人身自由。1979年9月，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帮的亲自关心过问下，伯父伯母终于恢复了自由，获得了新生。9月30日，多年来音容俱渺的伯父应邀参加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萧三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在邓颖超大姐的帮助和关照下，伯父一家搬进了北京木樨地的新居。此时伯父已经年愈八旬，年老体衰，但他以“老骥伏枥”的精神振笔挥毫，顽强写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除了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接受采访外，还整理了大批文稿，撰写了大量革命回忆录，主编了《革命烈士诗抄续集》等。在辛勤耕耘和同病魔顽强搏斗中，伯父于1983年2月4日与世长辞，享年87岁。
    中共中央为伯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家副主席王震主持追悼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致悼词，给予伯父以高度评价：“萧三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诗人、著名文学翻译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斯人已杳，其道长存。值伯父诞辰110周年之际，谨写此文，回忆他传奇的人生经历，缅怀他不朽的革命业绩，以表对亲爱的伯父崇高的敬意、深切的怀念和绵绵不尽的哀思。